方位：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居臺灣西北端，淡水河下游北岸，大屯山群西側，隔河與觀音山相望。 潛力點範圍：潛力點及其緩衝區，涵蓋範圍從淡水至竹圍，約與淡水區相當，東西長11.138公里，南北寬14.633公里，總面積為70.6565平方公里。
淡水背倚大屯山，居新北市西北端，隔淡水河與八里相望，境內是由大屯火山陸續噴發，熔岩向四周流竄，形成一條條低緩的餘坡，在淡水境內分成五條如手指般的丘陵，俗稱「五虎崗」，直逼淡水河岸，具制高點的優勢，又由於淡水河沿岸的平地狹小，漢人的街市和洋人的教堂、學校便往山丘和谷地發展，形成富有變化的河港山城。
淡水和竹圍間的區域是由水筆仔、彈塗魚、招潮蟹、水鳥等構成的典型河口生態系，據初步調查，區域內之動物，主要棲息在紅樹林中，本區之動物族群中，以螃蟹最具特色。在竹圍紅樹林中，螃蟹有30多種。其中招潮蟹數量最多，外型奇特的彈塗魚，頭像青蛙、身體卻像鱔魚，除可在水中游泳，在泥灘上匍匐前進，也能夠彈跳，甚至會爬樹。每年春、秋兩季是水鳥遷移的季節，南來北往的候鳥在紅樹林休息、覓食，有些便留駐過冬，這些水鳥以鷺鷥類、鷸類為主。
淡水此一河口生態系，在植物資源方面，因水質鹽度呈週期性變化，以水筆仔為主要樹種，水筆仔是紅樹科加藤樹屬的常綠喬木，基部膨大成板根，基幹又長出許多氣根成支持根，為胎生植物，具固土、防溯、護土等功能。也因此能克服困境，繁衍出越來越茂密的樹林，竹圍的河口沼澤地為世界最大的水筆仔純林，走進其中，尚可看見各種螃蟹、水鳥和彈塗魚棲息其間，是一處豐富的生態觀察教室。
淡水地區目前有33處古蹟與歷史建築，從淡水捷運站至滬尾礮臺短短一公里內，即涵蓋其中28處。沿海第一線是經商的海關、洋行及海防的碼頭、機場（海關碼頭、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及淡水水上機場）；之後山坡上有戍衛的紅毛城（含前清英國領事官邸）、滬尾礮臺；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及馬偕故居等，最後面則是理學堂大書院、淡水女學校及婦學堂等教育中心，呈現出殖民時期不同勢力的分布。
紅毛城--1642年，荷蘭驅逐西班牙後，重建聖多明哥城，荷人採用歐洲「城堡」形式。城牆內層用磚砌，外層以大石頭堆疊而成，可承受炮火攻擊，門窗極小，表現軍事城堡的封閉性。位在紅毛城東側有一領事館官邸，是一棟紅磚、拱廊的洋樓建築，由英國人設計，中國匠師使用廈門紅磚施工建成，外觀的圓拱迴廊屬於一種流行於19世紀的「殖民樣式」。此一建築形式非常適合淡水溼熱、多雨的氣候，從官邸可遠眺觀音山及淡水河景，環境極佳。境極佳。
紅毛城
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小白宮）--淡水開港後，各國商船紛紛前來，1861年，清廷派道員區天民到淡水設立海關掌管各項事務，目前位於淡水國中前之白色洋樓，是稅務司的宿舍，於1875年開始興建，現物為1930年代重建，為西班牙白堊迴廊式建築，有獨立屋身，周圍有迴廊，紅磚為主要結構，建築物表面施以白灰、高臺基、斜屋頂、底部開氣窗，淡水居民稱其為「小白宮」。
海關碼頭--現址位於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59號。位於淡水紅毛城下坡的低矮平台上，視野良好，可遠眺淡水河口及關渡大橋，四周景觀盡收眼底。淡水海關碼頭在臺灣近代史上一直扮演著重要地位。兩百公尺的淺水碼頭，觀音石交丁相砌而成，工法精純，以及兩座歷史悠久的港務倉庫，已成淡水港埠時代的見證物。
滬尾偕醫館--1844年，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牧師出生於英屬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牛津郡； 1872年乘輪船到達淡水，開始傳教工作。馬偕抵淡水後，在其所租寓所為人診療、供應西藥，當時民眾為瘧疾所苦，馬偕博士的奎寧水（quinine）特效藥大受歡迎，求診者與日俱增，1873年，便另租民房為診所，名為「滬尾醫館」。1879年，馬偕博士獲一位同姓馬偕的美籍船長遺孀捐款2,500美元資助，於今日淡水馬偕街建新診所，命名「滬尾偕醫館」以紀念馬偕船長遺孀義舉，此館在建築上表現出中西合璧特色，有中式閩南瓦的屋頂和西洋拱型門窗，現為新北市市定古蹟，是臺灣西醫之發祥地。
理學堂大書院（牛津學堂）--1880年底，馬偕牧師回到加拿大，應邀在各地演講，報告在臺灣宣教經歷。馬偕特別提議在淡水設立學校，以培養教會和社會所需人才，此事立刻獲得牛津郡居民的響應，捐錢讓他回臺建校。馬偕回臺後，在今淡水中學西側購置土地，由福建購入磚瓦建材，親自設計監工。1882年7月這座紅磚建築落成啟用，命名「理學堂大書院」，英文以Oxford College（牛津學堂）稱之，為的是紀念加拿大牛津郡鄉親的盛情美意。在建築上，處處顯現中西合璧的色彩，反映出當時的時代、社會背景，列為國定古蹟。
淡水牛津學堂
淡江中學--淡江中學創辦於1914年，原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培養中學生的教會學校。其校園特色主要是由一系列殖民樣式的建築物所構成，至今仍維持百年來的風貌。校園內有：「淡水女學校」（Tamsui Girl's School；1884）、「婦學堂」（Women's School；1910）、「八角塔」、「馬偕墓園」、與「外僑墓園」等，都是極富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的建築，其中又以「八角塔」最為有名。八角塔完成於1925年，運用紅磚、臺灣瓦和釉花磚等臺灣地方性建材，在這座近似三合院的建築中，融合中西不同的表現手法，是日治初期傳教士設計的作品中極出色的一座。
淡江中學輔頂鐘聲
比較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和菲律賓的巴洛克式教堂群，淡水背後有大屯山作為屏障，處東北季風的背風面，風速比較小，利於船隻停泊，所在位置又是河流的凹岸處，水比較深，可以停靠較大的船隻，淡水如此優越的地理條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因此，當17世紀，歐洲海權國家興起，紛紛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時，荷蘭與西班牙人先後來到臺灣，分別佔領南部（臺南）與北部（淡水）。1629年，西班牙人將淡水視為航運中繼站與搜括物資的殖民地，其所建之聖多明哥城(Fort San Domingo)是軍事要塞，也是統治平埔族和漢人的中心。為了傳教，西班牙人在淡水建教堂，並以淡水為基地，其統治12年後，被荷蘭擊潰，荷人為鞏固統治採用歐洲「城堡」形式，將聖多明哥城改建為堅固的安東尼堡（Fort Antonio）。淡水成為臺灣物產輸荷的重要港口。
19世紀末，清廷積弱不振，英法聯軍之役後，淡水開港通商，歐洲各國商船紛紛前來，淡水儼然成為國際商港，今日淡水三民街至紅毛城間之河濱與山崗地區，碼頭、商行、教堂、學校、官邸、洋樓林立，可想像其當年商業的興盛及受西洋文化影響的深遠，就臺灣過往的歷史而言，淡水曾有的生命力，毋寧是一非常特殊的境遇，此一歷史記憶值得好好保存。
菲律賓的巴洛克式教堂群位於菲律賓呂宋島的巴奧艾、聖瑪利亞、馬尼拉以及班乃島的米亞高等地，在1993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菲律賓因被西班牙殖民統治300年，因此，其文化受西班牙的影響很大，然而，此地的教堂並非原封不動地仿西班牙模式，而是採用長方平面，既無側廊也無交叉廊的結構。這些設計加上堅固的備用牆壁、天棚低矮的身廊，成為菲律賓教堂的特徵。
以呂宋島北部伊羅戈省的巴奧艾教堂建築為例，這裡的聖奧古斯丁大教堂用珊瑚和磚頭修築的牆壁厚1.7公尺，備用牆壁高出外壁5公尺，頂部築有小塔。表現出的建築形式，是西班牙與菲律賓的混合體。將淡水歷史建築群與菲律賓的巴洛克式教堂群相較，建築群雖同受殖民風格的影響，但皆非原封不動的移植，而是因應當地建材，而產生的不同建築風格。
淡水建築群最大的優勢在於，可串聯淡水整個殖民歷史，從西荷佔領、漢人墾拓、開港通商與日本統治，淡水的歷史建築呈現多元風格，紀錄淡水歷史的發展歷程。其獨具一格的特色，似乎比菲律賓的巴洛克式教堂群精采豐富，具登錄成為世界遺產名錄的潛力。
河港城市是臺灣城市發展史上相當重要的類型，地理學者曾將臺灣的河岸城鎮依其地理位置分為港口城鎮、內陸城鎮、山腳城鎮，這些沿河城鎮在清代息息相關，是人民往來和物產運銷的樞紐，其中屬港口城鎮的淡水，其興起及轉變與河運的關係至深，研究淡水聚落可觀察出臺灣早期城鎮市街的空間特質及發展模式。
淡水舊稱滬尾，居淡水河北岸，背後有大屯山做屏障，具「山城河港」特色，層層疊疊與密密麻麻的各式建築，從河岸一直延伸到山坡上。若由河畔碼頭的漢人聚落與廟宇開始，順著山坡往上，依序有開港通商時所構築的洋行、教堂和學校建築，接著有日治時期的日式宿舍群，1945年後，則有火車站至淡江大學間的商業區出現，不同面貌的建築，呈現出殖民時期不同勢力的分布。
史前住民活動於淡水河下游及河口一帶，自然資源豐富，有平原及平緩的臺地，適合人類居住。7,000年前，即有史前人類居住。今日淡水地區，至少曾有3群不同「文化性質」的人居住過，他們時代不同、分布地區不同、生活方式也有差異。
大坌坑文化--聚落在公司田溪南岸的紅土臺地上。聚落一般都很小，大約只有30-50戶。他們大約在7,000年前左右，從大陸福建、廣東一帶，移民到北臺灣居住，以簡單的石斧、石鋤種植根莖類，採集植物和海邊的生物維生，並且以帶有繩紋和劃紋的陶罐、陶缽烹煮食物、運水及儲藏糧食。
老崩山文化--在港子平、紅毛城、淡水氣候觀測所附近皆曾發現他們的蹤跡。是大坌坑文化人的後裔，距今大約是4,500年前至2,500年前左右，生活方式和祖先類似。
十三行文化--距今約2,000年前，是臺灣史前時代最晚期的「鐵器時代」的人類，在淡水區內只在馬偕護校旁與臺北市交界處的關渡遺址曾經發現，當時已有進步的冶鐵工藝，除大量種植穀物外，並狩獵、捕魚過著物質豐富的生活。
自16世紀新航路發現後，荷蘭與西班牙皆曾到東方尋求貿易利益，並於17世紀初期分別登陸臺灣，為鞏固統治權力，皆選擇港口要塞做為據點，建造防衛性極高的城堡。經過三百多年的物換星移，尚存於今日的古堡遺跡並不多，且大多毀壞，目前僅有位在淡水港口北岸山丘的紅毛城（Fort San Domingo）仍完整保留，見證西、荷兩國在淡水的一段歷史。
淡水港
17世紀初期，西方殖民地帝國的勢力開始侵入臺灣北部。西班牙人於1629年佔領滬尾（後稱淡水），為鞏固統治地位，在淡水河口構築聖多明哥城（Fort San Domingo），即紅毛城的前身。 1641年，原在臺南一帶的荷蘭人北上，打敗西班牙人，接收聖多明哥城。荷蘭位在北歐，喜用紅磚做建材，並從南洋運來大量石灰，挖出很深地基，重建堅固的城堡，城內有駐軍，配置大砲。因荷蘭人毛髮多為紅色，早期的漢人就稱其為「紅毛人」，其所建之聖多明哥城就被當地人稱為「紅毛城」。
淡水紅毛城
光緒10年（1884），清法戰爭爆發。法國遠東艦隊先在福建閩江口擊潰清廷的南洋艦隊，接著進攻臺灣，當時淡水軍民奮勇抗戰，擊退法軍。清法戰爭後，劉銘傳在基隆、淡水等地修築新式砲臺。滬尾礮臺採用當時最新式的鋼炮，並以昂貴的鐵水泥構築，非常堅固。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不久，臺灣民主國成立，推舉臺灣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全面抗日，日本原計劃由淡水登陸，進軍臺北，但艦隊遭受淡水海岸炮臺轟擊，改在澳底登陸，很快攻下基隆和臺北，抗日活動失敗。淡水自1895年日軍入臺後，出現很大轉變。原先通商貿易口岸的功能逐漸衰微，日人以設立郵電設施、增建公共設施和設郡治等方法，將淡水塑造成地區的行政中心。
光復後，淡水已淪為小漁港，加上河川日益污染，淡水的漁業日趨蕭條。近年來，隨著大臺北都會區的發展，逐漸轉型成為文教重鎮與北海岸重要的觀光遊憩區
淡水原為平埔族凱達格蘭人居住範圍，歷經漢人墾拓，開港通商後成為西洋文化進入臺灣的門戶，西方的宗教、建築、醫療、教育等，皆以淡水為起點擴散至臺灣各處，尤以建築與人的活動影響深遠。淡水歷史區有很特殊的建築形式，靠河岸是商業及運輸設施；行政與防禦設施居高地；教育與宗教設施則設置於後方的山頂上，形塑特殊的聚落風格，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二項。
淡水與歐洲傳教士、醫生、教育家、外交人員及商人有強烈的連結，其實質證據是淡水地區呈現的殖民風格建築，包括學校、城堡、領事館、歐僑富商、本地富商所形塑的都市形體。聚落與貿易港口的策略性地位，見證不同統治權力在“外地”做出影響世界的決定，同時也影響該區思考、信仰及傳統。
特別是歐洲人與當地居民的活動空間有明顯的區隔所呈現的都市風格，也是先民不同生活態度與規範的有形記憶。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六項。
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重要性：
一、自從16世紀新航路發現後，荷蘭與西班牙皆曾到東方尋求貿易利益，並於17世紀初期分別登陸臺灣，為鞏固統治權力，皆選擇港口要塞做為據點，建造防衛性極高的城堡。經過300多年的物換星移，尚存於今日的古堡遺跡並不多，且大多毀壞，目前僅有位在淡水港口北岸山丘的紅毛城(San Domingo)仍完整保留，見證西、荷兩國在淡水的一段歷史。
二、河港城市是臺灣城市發展史上相當重要的類型，地理學者曾將臺灣的河岸城鎮依其地理位置分為港口城鎮、內陸城鎮、山腳城鎮，這些沿河城鎮在清代息息相關，是人民往來和物產運銷的樞紐，其中屬港口城鎮的淡水，其興起及轉變與河運的關係至深，研究淡水聚落可觀察出臺灣早期城鎮市街的空間特質及發展模式。
三、淡水舊稱滬尾，居淡水河北岸，背後有大屯山做屏障，具「山城河港」特色，層層疊疊與密密麻麻的各式建築，從河岸一直延伸到山坡上。若由河畔碼頭的漢人聚落與廟宇開始，順著山坡往上，依序有開港通商時所構築的洋行、教堂和學校建築，接著有日治時期的日式宿舍群，光復後，則有火車站至淡江大學間的商業區出現，不同面貌的建築，呈現出殖民時期不同勢力的分布。鱔魚，除
方位：地圖上確切位置與地理座標地處臺灣東北角，北瀕太平洋海岸，東依無耳茶壺山，西傍基隆山，南臨草山，西南與九份相鄰，為一有山有海之地帶。
潛力點範圍：金瓜石礦山座落於新北市瑞芳區東北方，以金瓜石聚落為主體，緩衝區應可涵蓋基隆山、九份、金瓜石（本山）、武丹坑、草山與雞母嶺，總面積約70餘平方公里。
本區地層大體呈東北—西南走向，地勢表現深受此一地質特性控制；斷層、向斜、背斜等構造在本區出現，顯示其受到地殼運動較為劇烈；本區石英安山岩出露，地層中蘊含豐富的金銅礦，而礦脈的多元分布、礦物的多樣性與礦化現象，使本區擁有特殊的地質景觀，是進行地球科學研習的天然地質教室。
金瓜石礦體主要分佈在中新世沉積岩地內層，部分則為火成岩體；沉積岩層約於2,500萬至1,000萬年前於海底堆積形成；到大約1,000萬至800萬年前，由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產生衝撞擠壓，陸續產生各種程度的地殼運動，於200萬年前，形成許多褶皺與斷層等地形，而陸地持續緩慢地上升。
金瓜石
在大約170萬至90萬年前的更新世時代，此區發生岩漿活動，形成數個火成岩的侵入岩體和噴出岩體，侵入岩體包括今日之基隆山、牡丹山、金瓜石本山等，噴出岩體則包括草山和雞母嶺等。其後，頻繁的斷層活動在本區持續作用著。岩漿活動後期的「熱水礦化作用」，是由熾熱的地底，液體沿著斷層及破碎帶的空隙往上湧出，形成本區主要的金礦體。
自然地理景觀特色金瓜石礦山及其緩衝帶之地勢大多為100~500公尺左右的丘陵地，最高的基隆山標高587公尺；金瓜石聚落四周的丘陵山頭如茶壺山、草山及半平山皆為該區之地形特色；金瓜石聚落高度為200~325公尺，並不特別險峻，但由於座落於丘陵地中，加上溪谷的切割，故地勢較陡峭。
金瓜石
據初步調查，金瓜石聚落及其緩衝帶內之動物分布，因地形及植被不同而異，本區之動物族群中，以鳥類分布最具特色。根據野鳥學會調查，本區曾出現的鳥類種類如下：
（1）猛禽類：黑鳶、大冠鷲、鳳頭蒼鷹、松雀鷹、紅隼、遊隼、蜂鷹、林雕、赤腹鷹。
（2）林鳥：藍鵲、樹鵲、五色鳥、綠繡眼、山頭紅、小灣嘴話梅、大灣嘴話梅、班文鳥、頭烏線等。
（3）溪澗水域：小白鷺、辦背鷺、夜鷺、翠鳥、灰鶺鴒、白鶺鴒等。
（4）其他：白頭翁、小雨燕、洋燕、白腹鶇、大捲尾等。值得一提的是此區為黑鳶主要繁殖地與棲地。
本區常見之爬蟲類包括麗紋石龍子、龜殼花、唐水蛇、赤尾青竹絲、草花蛇、過山刀、雨傘節等；溪魚類有溪哥仔、紅貓、石班、鯽魚、苦花、泥鰍、鱸鰻等；兩生類有長腳赤蛙、梭德氏蛙、腹斑蛙、盤古蟾蜍等，昆蟲類則有：花潛金龜、天蛾、鳳蝶、皇蛾、紋白蛾等。
本區之植被分布主要受東北季風、開礦及土壤質地影響，在水湳洞與金瓜石之迎風面，由於季風強勁加上煉銅使得土壤受大量重金屬污染，使該區在生態上以栗蕨與芒萁為主要地被群落；加上金瓜石向陽山坡地易發生火災，促使五節芒成為本區植被的一項特色。本區屬於季風灌叢群落及草原群落，有月桃、爵床五節芒、颱風草、咸豐草、芒萁等生長；而原生林樹種則包括，松樹、紅楠、柃木、香楠、油桐、血桐、野桐、筆筒樹、臺灣赤楊、青楓、九節木等。生長在本山周邊岩壁及崩塌地環境的鐘萼木群落，為本區非常重要、值得研究的生態系。
舊金礦遺址：
（一）露天礦場：本山露天礦場、樹梅露天礦場。
（二）採金坑道：地下採礦區分本山四、五、六、七、八坑等五區域。各坑均以豎井相互聯繫，目前除五坑坑口尚屬完整，新北市政府規劃為「黃金博物館」區外，其餘均嚴重受損。
（三）長仁纜車道、無極索道、斜坡索道：為金瓜石與水湳洞各礦坑間之運輸動線，也是當年金瓜石脈動所在。
（四）水湳洞煉金廠、禮樂煉銅廠：日據時期的選洗礦相關設施皆已拆除，但仍餘有廢棄煉金工廠及日治時期煉銅排放廢氣的廢煙道。
舊街巷建物：
（一）太子賓館：1922年，日本鑛業株式會社為招待前日本天皇裕仁（當時是太子）來臺巡視所建之休憩行館。
（二）日式房舍建築群：是當年日據採金時代高級員工宿舍，從日式建築房舍到太子賓館再延伸至黃金神社，從空間佈局上，可發現天神、皇室與常民間，嚴格的社會階級劃分。
（三）舊商店街：為以往採礦極盛期，少數商業活動興盛處，整條街道依地形配合臺階起伏，極具特色。
廟宇神社：
（一）黃金神社：1933年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接管金瓜石礦山後所建，奉祀由日本金屋子神社分靈來臺的「冶煉之神」。1945年後，無人維護，該神社被破壞，只剩局部石柱與石燈。
（二）勸濟堂：原為供奉關帝君之草堂廟宇，後因日據時期其旁的煉銅廠整建使廟宇龜裂，1931年於現址改建，為金瓜石重要精神信仰中心。
黃金神社的鳥居
比較評估金瓜石礦山與1997年列名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的西班牙拉斯梅蒂拉斯相較，拉斯梅蒂拉斯係羅馬帝國統治者在西元一世紀時在西班牙西北地區開採黃金的礦區，當時羅馬人利用水壓的開採技術開採黃金，在拉斯梅蒂拉斯金礦開採二個世紀後，羅馬人放棄此一礦區，並留下滿目瘡痍的地景，從此該區再也沒有任何工業的活動。值得重視的是利用古代工業技術開採遺留的礦業生產遺跡，例如山腰陡峭的外觀與充滿煤渣的廣大地區，現在皆已成為農耕地。
金瓜石聚落的形成的故事始於光緒16年（1890年）夏，臺灣巡撫劉銘傳在興築八堵鐵橋工程時，工人於基隆河意外發現金砂，而引發淘金熱；日本佔據臺灣後，將金瓜石採礦帶入現代化，利用架空纜車將本山礦床的礦砂運送至水湳洞淘煉，使金瓜石、水湳洞成為採礦與選礦聚落；1905年，日人因發現豐富的硫砷銅礦體，於是在水湳洞建設煉銅廠，處理長仁礦床採得的銅礦。
臺灣光復後，金銅礦業仍然興盛，為當時臺灣經濟起飛的重要推手；其後，在1987年因經營的臺金公司結束營業，金瓜石乃結束其輝煌的採礦歷史。目前該區遺留許多礦業遺跡，包括聚落、礦坑、纜車道、索道及冶煉設施等，這些重要的地景，成為金瓜石未來再次繁榮的重要元素。
金瓜石是一個因發現黃金而興起，因結束採金而沒落的產業聚落，百年來的採礦遺跡，遍佈聚落及其周圍礦區，形成特殊的礦業地景，是一座天然的礦業發展博物館，紀錄著臺灣礦業發展史。
本區擁有完整採金史，可媲美世界上其他的礦城，保有採金時期的建築物、坑道、礦坑、開採器具與工具等等，更可反映出當時先民在此採礦的歷史，自然景觀、人文資產與聚落記憶，散佈在金瓜石大街小巷。
1890年，臺灣巡撫劉銘傳率工人興築臺北與基隆間鐵路，在七堵架設鐵橋時，工人於河中發現砂金，這是第一次具體披露金九地區有黃金蹤跡。其後，金瓜石地區金礦採掘大興，清廷設置砂金署來管理；1895年，甲午戰敗清廷被迫依約將臺澎割讓給日本。同年九月，日仿清制設「砂金署」於瑞芳，正式接管這塊黃金山城。
1896年，日人田中兵衛獲金瓜石礦山礦權，初期在海拔560.5公尺處開鑿本山一坑，而後漸次往下開採。1900年在五坑附近設立第一煉製廠，後又陸續建立多座煉製廠。初期金瓜石僅產黃金，發現硫砷銅礦後，該區便轉變為金銅礦都開採煉製的礦區。後來陸續在長仁地區發現許多礦體，產金量直線上升，年產量達27,794兩，銅的產量於1914年也創下1,875 噸的紀錄。
1945年光復初期，金瓜石礦山由「臺灣金銅礦物局」接手管理繼續開採。1955年，改組為「臺灣金屬礦業公司」。
1978年，陸續於樹梅地區、第三長仁礦體附近進行大規模的露天開採。一直至1987年，終於結束營業，關閉各礦場。
水金九礦業遺址完整地保存產業遺產面貌與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跡，吸引經濟、歷史、地質、植物等學者的研究興趣，區內的人文資源—聚落景觀、歷史空間、民俗祭典（包含太子賓館、日式房舍建築群、黃金神社、勸濟堂）；自然景觀—地形資源與水景資源；礦業地景—礦區、坑口、礦業運輸動線與冶煉設施等文化資產，生動地記錄一部臺灣礦業發展史，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二項。
近年來，由於礦業停採後，聚落生活的空間紋理漸漸遭到破壞，部分聚落景觀，如當年日籍高級職員居住的日式宿舍，因年久失修而部份遭到拆除、礦工聚落也因改建而出現與景觀不協調的西式建築；曾是金瓜石聚落脈動的纜車道、索道，因停工拆除而難以重現，面對社會與經濟的快速發展，金瓜石聚落正處於脆弱狀態，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五項。
金瓜石地區，現今在行政地理位置的劃分上，是屬於新北市瑞芳區的轄區，雖然在行政區域裡沒有正式的地名，但早已約定成俗，和九份一樣為一般人所理解，並稱為「黃金的故鄉」。其名稱的起源，可溯自日據時期昭和八年（1933年），由當時的臺灣總督府正式命名本區為「金瓜石」；而民間的認知則更早，其起源也更自然而貼切：源於西元1894年(一說1897年)，在大金瓜地區發現露天的金礦脈，而露天礦脈的岩嶂類似一個金瓜的形狀，因此沿襲成名。大抵視覺的印象及體會，每每成為人們溝通與流傳的最基本語言，我們與金瓜石一頁傳奇歷史的相遇，也就從此展開。
事實上金瓜石聚落的發展和九份有如一胎雙生、息息相關，就連地名的命名也饒富趣味。在今天的九份地區找不到任何「九份溪」的溪流名稱，倒是在金瓜石地區有「內九份溪」、「外九份溪」湍流其間，此其一；其二是從地政單位蒐集到的史料顯示，金瓜石地區於日據時期的舊地名為「九份段」，九份地區的舊地名則為「庚仔寮段」，由此可見今天的金瓜石地區，先前或許即為原來的九份地區，又或者「九份」地名之謂，其實已經涵蓋今天的金瓜石地區。不論確切演變為何，都可說明金瓜石與九份這對黃金兄弟，有著非常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在今天探究金瓜石的歷史源起時，需要先有這一層相當基本的認識。
本區的發展歷史，約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起，於九份溪及金瓜石溪交會處及大竿林溪等處，開始有零星農田、茶園的闢墾；至光緒十四年(1888年)，相傳先民入墾金瓜石，於埤尾建草寮五座開始耕作，即今之「五號寮」。而隔了2年，當時臺灣巡撫劉銘傳率領工人興築臺北、基隆間的鐵路，在七堵架設鐵橋(今大華橋)時，工人於河中發現砂金的蹤影，這是第一次較具體地披露金九地區有黃金蹤影的紀錄(連橫/臺灣通史)。而後有冒險家往上尋求金礦砂的源頭，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發現了九份金礦脈「小金瓜露頭」。
緊接著在發現小金瓜露頭的隔年，西元1894年(或稱3年後的1897年，年代久遠難以考證)，金瓜石聚落後方的一處突起的岩嶂，也被人發現是一個露天的金礦脈，因形似一個金瓜，而被命名為「大金瓜露頭」。黃金的魅力是一般人難以抵擋的，在懷著淘金致富的夢想下，各方淘金客開始湧入，在石尾、樹梅坪、帽峰與內九份溪兩側，結草為廬，遂行金礦的露天開採。大金瓜山頭高度原本為海拔660公尺，在大量開墾及採掘的情形下，整個山頭足足降低了106公尺之多！對於這座如今已不復見、只存在於老一輩記憶中、年輕人只能耳聞的「大金瓜露頭」而言，其實正是金瓜石採金產業代表性的發韌之作。
前清時期，金瓜石地區自發現金礦脈後，金礦採掘大興，清廷設置了砂金署來管理；旋即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於甲午戰爭打敗清廷，於四月十四日訂定馬關條約，依約將臺澎地區割讓與日本。同年九月，日本當局即仿清制設「砂金署」於瑞芳，正式接管了這一塊黃金山城。金瓜石的發展自此進入了另一個階段。
由於接管之初，部分抗日志士潛藏於金九礦區，作為對抗日人的基地之一，日本為求嚴格控管，並整頓採礦區的礦權與管理，於是在接管翌年，以經過雞籠山的正南北線為準，劃分為東西兩大礦區，東邊為「金瓜石礦山」，西邊為「瑞芳礦山」，即今之金瓜石與九份；日人田中長兵衛主持之「田中組」，於該年(1896年)10月20日獲東邊之金瓜石礦山礦權。日人藤田傳三郎主持之「藤田組」，也於同年稍早10月8日獲西區之瑞芳礦山礦權。金瓜石與九份也在此時明顯展開了不同調的發展過程，影響至今，也讓黃金兄弟倆呈現了大不同的發展面貌。
金瓜石礦區在官方系統的管理下，雖迭經主管單位的更換，但仍保持較有秩序的管理型態，主事者如田中組、後來的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光復後的金銅礦物局，以及臺灣金屬礦業公司等，大抵都採有計劃的提供基礎建設、福利措施、與完善的職員、礦工照顧等，運用固定支薪的模式，來進行礦業的經營管理。工人的收入比較穩定、生活所需較齊備而完善，也因此金瓜石礦區的公共設施與採礦設備、廠房都相當進步。
而九份地區的瑞芳礦區，在藤田組不是很能掌握礦民特質與地方文化的情形下，經營不善，必須借重地方人士的協助，並進而轉變為開放出租礦區開採權，再逐步演變成經營權的賣斷，九份地區因此發展出生氣蓬勃、各憑本事的民營化經營型態。日據時期的藤田組以降，歷經臺灣人顏雲年氏、蘇氏、到臺陽公司等，都呈現這種百家爭鳴、活力十足的民營型態，相對也塑造了九份與金瓜石不同的發展面貌，足見政經歷史的演變與住民的生活型態等，都有其最直接的關聯性。
如果將金瓜石地區在日據的50年間(1895至1945年)，國民政府光復以來至金礦宣布停採的43年間(1945至1987年)，以及停採至今的二十餘年間，分成三大階段來審視，可以發現不同的階段，分別對金瓜石地區的發產生不同意義、不同程度的影響。
日據時期，日人著重在對於地方資源的開發採擷，豐富的礦藏當然是主要的對象，基於此，達成最大產量的目標一經張舉，依日本民族的特性，會仔細地關照好各個環節，諸如設備、技術、制度、礦民管理等，可以說日本人為這塊地方建置了相當完備的開發基礎。時光推移，多年後的今日來切磋當時的時空背景，可謂其完成了相當程度的「貢獻」，多項實體的建設與人民的教化，與他們實際上掠奪而去的資源相較，可視為一來一往，堪稱扯平。
光復後時期，國民政府接管之後原則上仍延續先前的開發規模，且因應國共對戰與國際情勢，以及礦體本身漸趨匱乏的因素，採金與煉銅成為兩大並行的方向，並愈見消長之勢。從1948年成立金銅礦物局、1955年改組為臺灣金屬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1972年成立濂洞煉銅廠、1977年落成的禮樂煉銅廠等發展過程，都可見其演變的軌跡。
而自1987年正式宣佈金瓜石礦山停採之後，金瓜石地區的發展就呈現出起起伏伏的尷尬狀態。採礦事業結束必然導致人口外移、住民生活型態及結構改變等現象，黃金年代不再，黃金故鄉金瓜石似乎必然地趨於落寞。但是隨著民智更趨多元，精緻文化的需求與風氣適時揚起，金瓜石憑藉著其擁有的豐富遺跡，也像生命萬物一般，自然尋到了它的出路。隨著1989年侯孝賢「悲情城市」電影在金瓜石中山堂舉行全世界首映典禮；地方文史與藝文工作者、及學術研究單位等，逐漸重視本區豐富的歷史意涵，而舉行各式研究與研討；1992年王童的電影「無言的山丘」；1994年吳念真執導「多桑」；更多的公部門相關單位、社區營造團體等，各界就像是共同演出一場自發性的接力賽，一棒接一棒地將金瓜石地區另一個春天迎接出來，屬於金瓜石的多采歷史，其實仍然躍勁有力地不斷延續著。
地址：
33351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1段50巷2號〈新院區〉
24257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舊院區〉
樂生療養院位於臺灣北部，橫跨新北市新莊區及桃園市龜山區迴龍里，佔地約30公頃，分為二院區，療養院區座落於臺北捷運新莊線迴龍站附近，係平房式院舍，為漢生病院民居住處所；迴龍院區則隸屬於桃園市，為兩棟8層樓之現代大樓，一棟供漢生病病患門診及院民生活居住使用。該院創建於西元1930年，最初命名為「臺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樂生院」，是日據時期強制收容漢生病（俗稱痲瘋病、癩病、或稱韓森氏病）病患之所，為臺灣第一所公立漢生病防治與隔離機構。原僅患者住宅三棟，收容百人，後因日本政府執行強制措施且國民政府初期亦延續該強制隔離政策，樂生院病舍擴建至六十多棟，近千張病床。
樂生療養院於七十多年前建成之初，附近沒有幾戶人家，為杳無人煙之處，主要是因當時國際通用且被認為最有效的漢生病防治方法，為強制隔離病患；另一方面為了讓病患遠離人群、不受他人異樣眼光還能擁有安棲之所，樂生院不僅依據當時世界漢生病療養制度加以規範外，其建築群也按生活功能設計，以滿足病患食、衣、住及育樂的需求，兼具醫院、收容所與社群等，內有行政大樓、居住空間、生活設施、完整下水道與淨水系統、電力設備、運動場、洗衣房、合作社、理髮室、餐廳、安置患者小孩的保育所、兒童病舍、講堂、圖書室、煉瓦工廠及宗教建築等，儼然是個小型社會。
隨著特效藥的問世，加上醫療發達與資訊流通，漢生病謎樣的面紗已被掀起，威脅也已遠去，在樂生院已屆使用年限及位於高度發展的臺北都會區的地理優勢下，讓政府相關單位開始思考其未來與發展。於是，就關閉遷移、都市更新、交通建設及醫療資源等議題中，政府決定捷運計畫與樂生院整建並進之折衷方案，包括興建大樓（院民療養及社區醫療大樓）及臺北捷運新莊線迴龍站與機廠工程。臺北捷運新莊線工程於西元2002年展開後，新建大樓在2005年完工，漢生病院民陸續遷入，但部分院民憂心安置措施及社會關注樂生院文化資產保存聲浪不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遂於2007年5月30日召集相關機關單位進行「臺北捷運新莊機廠樂生療養院保存方案」研商會議中決議，樂生院療養院區（即所謂舊院區）保留原則：原地保留39棟建物，拆除6棟，9棟建物納入園區整體規劃進行則要重建。政府為撫慰及補償這些身心遭受痛苦之漢生病病患，並保障其醫療及安養權益，故於2008年8月13日公布實施「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
截至2010年12月底為止，居住在樂生療養院之漢生病院民有225位，其中129位住於療養大樓，37位院民住於平地房舍，另31位住在山區（即所謂舊院區）。該院業於2009年9月7日由新北市政府登錄為文化景觀與歷史建築，並獲文化部（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遴選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漢生病，於早期稱為「痲瘋」、「麻風」、「癩病」或又稱「韓森病」。臺灣最早有漢生病照護記錄，應追溯至清朝乾隆元年（1736年），彰化縣令秦士望所建的養濟院旁的留養局碑上所記：邑養濟院，例收痲瘋殘疾，孤老不與，及周璽之彰化縣志中所述「養濟院：…乾隆元年，邑令秦士望建，收養痲瘋殘疾之人」。惟此記載仍無法直接證明當時的養濟院為收容漢生病人或該院的醫療行為。直至日治時代，臺灣才在外籍醫師及傳教人員的帶領下，展開近代漢生病療及照護。二十世紀之初，亞洲地區漢生病的問題開始獲得重視，當時，世界各國對於漢生病的主要防治方法是「隔離收容」，也就是將漢生病病患集體關在一個偏僻的處所，讓病患不與外界接觸，進而隔絕病菌散播，如菲律賓的庫利昂療養所即設在一座孤島（巴拉望省庫利昂島Culion Island)，現為世界最大的漢生病療養院，其他如美國夏威夷莫洛凱島上的卡勞帕帕國家歷史公園、日本長島愛生園、南韓小鹿島更生園及馬來西亞雙溪毛糯漢生病院（Sungai Buloh Leprosarium)等地，目前都還有漢生病友的聚落存在。
最早呼籲於臺灣興建「癩病療養所」是日本學者清木大勇（1901年），因此日本政府於1907年通過的「癩病預防法」開始出現「隔離」字眼；總督上山滿之進並在1927年接受戴仁壽醫師的建議，決定於臺北州及新竹州交界的「坡角」（亦即新北市新莊區與桃園市龜山區交界處之塔寮坑，今因迴龍寺而改名為迴龍)，以總經費三十三萬日圓，興建「臺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樂生院」，歷時三年後於1930年完工。當時一般稱之為「樂生院」，即為樂生療養院前身，是臺灣第一所、也是唯一的公立漢生病(俗稱痲瘋病)防治機構。
樂生療養院佔地約三十公頃，建立之初，完全依照國際上通用的漢生病療養所的制度進行管理工作，以當時被視為最有效的防治措施，將病患隔離在一個集醫院、收容所及社區等功能的機構內，讓病患擁有一個不受他人異樣眼光的棲身之所，並能樂其所生、愛其所生並尊重生命，院名「樂生」由此而來。該院於1930年12月12日啟用之初，當時僅4名男患、2名女患，隨後藉宣導並發行「臺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所樂生院案內」小冊，以讓臺灣民眾瞭解樂生院與漢生病治療，加上各地醫院強制醫療通報、警察搜索住所及地方行政系統之強制送醫機制，使入院病患急速增加，隔年4月收容人數即達上限100位病患！在「臺灣癩豫防協會」及民間團體協助下，依據所提的五年及十年計畫，逐漸擴大樂生院建築與收容規模，並以患者700名為上限，在西元1944年接收八里樂山園的病患後，於隔年病患人數達到442人。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民國34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接收了樂生院，並更名為「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以臺籍醫師賴尚和為代理院長，隔年由吳文龍醫師接任。直到民國42年陳宗鎣院長上任前，因社會仍存對漢生病患恐懼與排斥，有意至本院服務者少，加上戰爭期間，樂生院情勢混亂，治安不好，且收容軍患人數遽增，軍患與臺籍病患間不時有群體紛爭，加上當時樂生院管理狀況不佳，造成病患時有多人脫逃情事。民國36年病患人數遽降至最低點，約240人。民國42年12月陳宗鎣院長上任，重新整頓院務，推行院民自治、改善病患生活與環境，並結合社會資源，提升社會各界對漢生病之觀感與認知，並導入「職能治療」觀念以鼓勵患者勞動身體與技能訓練，也成立「職業治療室」指導病患公炊、各種手工藝、畜牧園藝等工作能力。因此，本院收容人數又逐年攀升至民國52年的歷史新高1074人。
當時為順應國際潮流，採用新藥治療及修正強制收容與隔離措施，並配合民國51年「癩病防治法」的修正、54年「痲瘋病防治十年計畫」與65年「臺灣省加強癩病防治十年計畫」之實施，樂生院於民國41年開始試用由農復會引進、國際上新採用的特效藥DDS（Diamino-Diphenyl Sulfone），在漢生病治療方面邁進一大步，也開啟根治之可能，惟數量少需抽籤決定服用資格，導致濫用與囤積狀況；而其強烈的副作用，甚有「癩病反應」：症狀突然大爆發，癩桿菌數量急增，短時間可能全身長滿結節而致面目全非，身體極度不適，使得常有病人拒絕服藥。有些病人為求早日康復或早死脫生而大量服藥送命。
戰後初期的樂生院，雖然百廢待舉，但宗教活動不僅不曾中斷甚至相當活躍，各類宗教聚會所或教會贊助的建築紛紛建立，如民國41年基督教會開始募款捐建禮拜堂；同年佛教慈惠會亦籌畫佛堂興建事宜。在生活照護部分，光復後因物資缺乏，初期由部分病患自行支付伙食及衣物費用。此時，漢生病防治政策仍延續日據時期的隔離措施：如強制病患入院、以鐵絲網防止病患脫逃，及劃分病患區與行政區並加設消毒藥水之分區水溝，甚至連嬰兒出生後也需立刻與父母親隔離，由教會育幼院領養，直至長成後才能回到父母身邊。至於日治時期各項法規，如「癩預防法」、「癩預防法施行細則」及「癩預防法在臺灣的施行細則」均廢止，但沿用舊規但修正為民國38年的「臺灣省痲瘋病預防規則」，該規則與40年修正的「省立樂生療養院住院病人管理辦法」一樣，均維持消毒及結紮等帶有歧視性質的限制措施及規範緊急通報系統外，並禁止患者或嫌疑者從事職業；對於病患遭強制收容致其家屬無生活能力者，由縣市政府酌予救濟，受強制收容患者之醫療管理及生活費用則由臺灣省政府負責。
樂生院醫療服務採門診方式，但針對開放性漢生病患則指定住該院治療。由於樂生療養院為全國唯一公立漢生病療養院，且臺灣省衛生處亦要求負責病患檢查與收容工作，故門診與收容病患逐年增加，不過，上開的活動及硬體所費不貲，然而許多公共設施及病患生活環境殘破不堪亟待協助，然而戰爭連連所造成的內耗及政府經費捉襟見肘，讓當時的樂生院只能向外求援。眾多援助中又以教會及美援最為重要。例如所有來到樂生院服務的外籍醫師與護士，德國籍杜愛明女士（Sister Alma）、美國籍白寶株女士（Miss Marjorie Bly）、挪威籍徐賓諾醫師（Bjarne Gislefoss）及畢嘉士醫師（Olav Bjorgaas）等，幾乎都是透過教會安排；而西德歇爾醫師（Dr. Scheel），加拿大籍孫理蓮牧師娘（Mrs. Lillian R. Dickson）、夏榮光牧師（Rev. Bob. Harmond）、納爾遜牧師夫人（Mrs. Nelson）及美國駐華大使蘭欽先生（Karl L. Rankin）及美國黑人軍醫中校林諾（Dr. Lyneo）之妻等也都出錢或出力協助樂生院的整修及擴充設備，尤其是孫理蓮牧師娘，她是第一位將病患亟需的物質援助帶進樂生院的人，相當受到漢生病患的敬重。從食品、衣物，到設立病患孩兒的專屬收容所「慈愛之家」與「安樂之家」，甚至是「聖望禮拜堂」（41年）、「基督教箴言職業治療室」（43年）、兒童病患專用的「聖光（男）兒童舍」與King’s Daughter（女）兒童舍，痊癒但待業病患的男、女希望之家（47年）與盲人舍（55年）等院舍，均由孫牧師娘籌辦並募款（捐）而完成。比較特別的是，日本自民國60年左右，援助逐漸增加，如世界衛生組織的日籍犀川一夫博士，原於日本愛生園中擔任外科醫師，於46年派至臺灣考察後，不僅多次於樂生院服務，也曾到南部為漢生病病患治療；在此期間也有日本大阪齒科大學為病患義診，與笹川良一先生自民國57年開始捐贈電療裝置等設備後，並提供經費供衛生單位主管及醫師到各地考察與見習當地漢生病療養工作，更於民國66年捐出十萬美金興建訓練人員專用講堂，後命名為「笹川紀念館」。
民國45年樂生院展開巡迴檢診隊到各地進行漢生病患巡迴檢診，並在48年由省衛生處協助，成立「臺灣省癩病防治委員會」，以進行民國51年「癩病防治法」的修正、54年「痲瘋病防治十年計畫」與65年「臺灣省加強癩病防治十年計畫」之實施。一連串試圖改變社會對漢生病的觀念之新政策也逐年展開：民國43年拆除鐵絲網與消毒水溝、同年11月首次開放治癒病患出院、44年開放社會人士到樂生院參觀，同時也鼓勵病癒及無傳染性病患外出及返家或重回社會找工作並廢除病患結婚需結紮之陋規。民國45年5月20日臺北縣鄉鎮選舉中漢生病患得以第一次投下自己的神聖的一票。雖然返回社區或家庭的路並不順遂，樂生院還是在48年增設「職業治療室」，指導病患職業工作，如園藝、畜牧、縫紉、土木水泥、理髮、炊事、樂器表演、洗衣及看護等工作，並協助病患將作品對外銷售。
隨著漢生病治療方式的突破與演進，樂生院的功能與存在一再被討論。因此，早在民國65年臺灣省政府所訂定的「臺灣省加強癩病防治十年計畫」遠程目標中提出，將於25至30年後結束樂生療養院之運作，並建議院內漢生病病患可能移至其他一般醫院接收療養；75年「臺灣省加強癩病防治十年計畫之後續計畫」則再次重申，不再以撲滅漢生病為目標，轉而確定漢生病之絕跡，這等於宣告樂生療養院的主要功能已由積極治療轉為疫情之監督者，在此後續計畫中也首度正式提及漢生病老年病友的安置問題，並決定對已不住院之年老患者由慈善機構收容。爾後，臺灣省政府於民國80年考慮將樂生院遷到花蓮玉里或淡水八里，但是遷移計畫不被當地居民及相關單位支持，隔年又積極籌畫將該院整建為「公共衛生中心」，惟因當時院區所在地早已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規劃為新莊機廠預定地而作罷。期間，樂生院附近的社區民眾曾提折衷方案，建議將樂生院改建成多功能醫療大樓。
很快地，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民國83年6月函請交通部核轉行政院核報以樂生療養院為新莊機廠之替選位址，除徵用樂生院國有土地外，並以先建後拆為原則，於樂生院現址之西南角濱臨新莊區中正路之土地規劃興建病房及週邊設施，行政院並於隔月同意捷運新莊線及蘆洲支線規劃報告書，進而確定新莊機廠設於樂生療養院址。臺灣省政府衛生處為因應樂生院的轉型與新莊機廠之相關施作工程，同意將樂生院區遷往後方山區保留區重建，並立即進行該院整建計畫之協調。而行政院原於民國88年核定的樂生院整建工程-新建醫療大樓計畫，係以院民居住與活動為主的低層、家庭式平房，但因漢生病院民凋零後醫院之存廢或轉型慢性病社區醫療服務等問題未定，故於民國89年核准整建調整為8層樓的醫療與療養大樓。至此，樂生療養院除身負漢生病院民療養照護之重責外，轉型成為社區醫院的方向已見雛形。
在此同時，漢生病院民照護工作從過去的病患指導與封閉管理也逐漸轉為對院民的輔導與協助，並以自治管理為原則，從早期各項管理要點之演進可見一斑，如樂生院於80年代訂有病患職能治療管理要點、住院患者管理規則及住院患者管理要點等，至90年代之初則為院民照護守則、院民自治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院民回歸社區輔導方案及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漢生病院民回歸社區輔導工作要點等。並藉著民國91年「迴龍門診部」的對外開辦，為塵封已久的療養服務注入新活力，加上醫療服務與醫護人力擴充，樂生院陸續增設十多項科別，除了開拓醫院轉型之路，更為因應漢生病患年邁體殘及身有多重慢性疾病而應有的醫療照護之積極作為。尤其是民國94年4月新大樓工程完竣，療養大樓不僅提供較優質的醫療服務品質外，醫療設備也較新穎，診療空間亦得以改善，重要的是，樂生院開始實施漢生病院民分級照護制度。
民國97年以前，漢生病院民照護與防治工作於均依行政命令及工作計畫方式執行，並未有法令依據保障該等病患與病友之權益。直至樂生療養院開始轉型，加上臺北捷運新莊機廠工程所引發的不同爭議，導致該院不同於其他衛生署所屬醫院的發展，也讓漢生病患人權得以被重視，更促使「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與補償條例」立法通過。
早在民國89年樂生療養院整建計畫核定後，社會各界對於臺北捷運新莊機廠地點之選定等問題開始有異議，爾後捷運工程仍於91年開工，新莊地區地方人士則組成「搶救老樹聯盟」，以搶救樂生老樹為題發動請願活動，這樣的議題是有別於以往的「地方建設與繁榮優先」。而90年5月日本漢生病患控告日本政府「癩預防法」違憲勝訴，而後小泉內閣召開記者會、宣布日本政府放棄上訴並發表向患者道歉之聲明，隨即「漢生病補償金法」又立法通過等事件，讓國內關心漢生病相關議題的人士，有了爭取漢生人權依循的模式。民國93年恰為國際痲瘋50週年，陳前總統親蒞樂生院頒予戰前院民「抗癩鬥士」金牌，並代表政府首次公開向病患致歉。此時，法界人士與社會團體亦展開爭取漢生人權相關活動，除了以集會抗爭的方式表達樂生療養院古蹟指定與保留及在園保障之意見外，並協助臺灣漢生病院民25人跨海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賠償之行政訴訟。隔（94）年10月25日，這群戰前被日本政府送到樂生療養院的臺灣病患獲判勝訴，每人獲得800到1400萬日圓賠償(約臺幣230萬至410萬元)，消息傳回國內，總統府立即發佈新聞稿並表示，將指示行政部門應針對過去國民政府時期所採取的錯誤隔離措施，研議如何從人權保障及照顧弱勢的角度，進行對於漢生病患的相關補償救濟或措施。
時值樂生院療養大樓完工，衛生署為考量居住山區的院民安全，擬依院民意願協助搬遷住所，此一舉動卻招來外界的撻伐，誤認院方是以威嚇方式，讓院民搬進另一座與外界隔離的醫療大樓。當時，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因抗爭活動而部分停工致工程進度落後。而文建會在「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條文公布施行後，立即將樂生院列為「暫定古蹟」，暫時平息古蹟指定之爭議。惟漢生人權立法與樂生全區保留仍是爭議焦點，學界與民間的陳情抗議聲不絕。行政院在95年3月將「漢生病病人補償條例」草案送立法院審查後，並核備臺北縣政府所提樂生保留41.6％方案，然而經過社會各界一連串的溝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96年5月30日做出樂生保存方案的重大決議：55棟建物中，39棟原地保留，10棟擇要異地重組或重建及拆除6棟。部分團體不滿非全區保留的決定，紛爭越演越烈，尤其是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9月12日進場完成土地點交，造成樂生療養院院內首度且大型的抗爭肢體衝突事件，而同年年底，漢生病病人補償條例草案也因黨團協商破裂而暫置。
然而政府在堅持對漢生病院民的照護並持續重大公共建設的原則下，經多方協調與努力，「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終於在97年7月18日通過立法。除據以執行各項正名（將癩病、痲瘋病正名為漢生病）與社會教育宣導措施外，樂生院內294位院民與院外療養948名病友，也陸續獲得由政府編列預算至今（99年12月31日止）共7億3,062萬6,662元整的補償（撫慰）金；行政院劉兆玄前院長亦於98年2月12日行政院3131次院會，以公開向漢生病病患發表道歉聲明方式，讓漢生病患長久的冤屈及污名化得以平反與撫慰。樂生院並在97年9月12日草擬「漢生病病患醫療及安養權益保障作業要點」函送行政院衛生署核備後，依照該作業要點，持續積極提供樂生療養院所有院民妥善的醫療及安養照護，包括設立醫護功能完善的療養區域與醫護中心、接受衛生署補助數千萬元辦理園藝美化空間與安養院舍修繕等，讓每位院民得到尊嚴、完善、而且人性化的生活照護，能在溫馨而受尊重的環境中安享天年。對於散居各地的病友，也亦秉持誠心、用心及細心照顧所有漢生病病友。
上開漢生病病患醫療與安養權益，均按97年11月27日衛生署核定之「行政院衛生署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由3位內派政府官員、4位外聘專家學者及4位漢生病病患選舉代表所組成之漢生人權保障及推動小組，提供諮詢意見與建議，該小組至今已召開13次會議，並成功為漢生病院民爭取每人每月生活零用金調高1千元、續發老年基本保證年金並得以追溯補發、新舊院區人行陸橋提早施做完成，與協助近百位失聯漢生病病友及其家屬申請補償（撫慰）金等。
雖然，新莊機廠工程用地非保留續住區內的強制執行工作曾於97年12月3日遭部分民間團體及少數院民的抵制，且該工程施作對於樂生院房舍的安全至今仍備受質疑，但漢生病院民所追求的仍是安居於樂生院、頤養天年。社會各界所關注的樂生文化保存工作，也因於98年8月至9月間分別由文建會與新北市政府增列為臺灣申請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及登錄為「文化景觀」、「歷史建築」，而有不同的地位與發展；衛生署也多次派員或率團至美國夏威夷漢生國家歷史公園及日本漢生病療養機構進行參訪與交流，並試圖爭取足夠經費與專業人力，規劃並勾勒出樂生院80年來的醫學人文與文化歷史價值，並未來將以漢生人權森林公園及臺灣漢生醫療史料館的方式重現；至於樂生療養院內漢生病院民居住處仍以確保居住品質與隱私為主，而數十年後預計將朝向社區服務為原則之漢生醫療園區及長期照護區加以規劃與轉型。
樂生療養院建築仍保有日據與國民政府時代建築特色，加上作為醫療設施與隔離空間之功能，特殊的衛生設備規劃與強制隔離配置，相當具有象徵意義，吸引公共衛生、歷史、建築、環境規劃與人類學等學者之研究興趣。區內兼具醫療與生活空間規劃設置及功能性建築與復健職業設施，具體呈現漢生病醫療與公共衛生發展史，展現漢生病療養院之隔離特殊性與時代意義，呈現早期病患弱勢人權，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二項。
由於時代變遷與經濟發展，不僅樂生療養院院區外的環境與自然景觀已逐漸改變，院區內漢生病院民的生活聚落也在變化，從傳統到現代，從「封閉、隔離」，演變到「開放、抗爭」，該院之功能也從強制收容轉型為兼具漢生病院民療養與社區醫療，代表在「不可變及不可逆」的與環境互動及因應社會變遷之重要例證，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五項。
由樂生保留自救會與臺灣民間團體共同主辦的「全球漢生病聚落跨國申遺、落實安養權利」國際工作坊，議程進入第二天（2009年3月7日）。第二天的研討重點在於：這些世界各第的古老漢生聚落作為人類珍貴文化資產，該如何在我們這個世代得到更好的保存與發揚？大會特地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正式專家組織ICOMOS前副主席西村幸夫來說明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原則與行政程序，現場觀眾莫不專心聆聽，以下是大會及時整理的西村教授發言內容：
跨國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國際文化資產保存新趨勢—
根據西村幸夫教授表示，跨國串連(serial transnational)是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歡迎的世界文化遺產申請方式，且在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即將申請成功的案例。國際之間以「合作」代替「競爭」的方式，共同保存全人類的文化與記憶，是21世紀的新趨勢。
在UNESCO負責世界遺產現場調查的西村幸夫教授表示：「樂生院符合多項〈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要點〉中的提名原則，尤其在第六項『與人權歷史唯一有關之提名項目』，樂生院可以說是本條約精神的展現場所。」他更進一步以南非羅本島博物館(Robben Island Museum)為例，這個曾經監禁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島嶼，雖然並未符合其他提名原則，卻就其見證人權迫害歷史的場所精神而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西村教授特別以ICOMOS委員身分表示，雖然南非羅本島因其囚禁政治犯的歷史而被世人所知，但它同時也曾收容過強制隔離的漢生病患，和臺灣樂生院的歷史一樣，而當年在現場勘查時，與會委員就曾表示漢生病隔離歷史亦應成為下個世紀文化保存工作的重要項目。
臺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可以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嗎--
至於大家都十分關心的問題：臺灣申請世遺否會重蹈以往參與國際組織的覆轍，遭到打壓與阻礙？西村委員也提出了解說，他表示，以臺灣的處境而言，由國際組織發動申請，再將臺灣納入跨國申請的地址之一，會是一個可能的解套方式。且因漢生病受到歧視與隔離的歷史乃是普世經驗，且為20世紀重要的人權問題，一旦提出申請，審查委員亦不會因國家定位問題而拒絕受理。
臺灣以樂生院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天時地利人和—
西村幸夫教授在場並提出呼籲：樂生院遭到臺灣政府拆遷的經驗並非單一案例，全世界許多漢生病聚落都曾經因都市過度擴張而遭逢這樣的危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已注意到此一現象，在2009年提出申請正是一個恰當的時機。臺灣應從今年起，針對樂生院的歷史與文化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並促進國際交流，學習跨界申請文化遺產的知識與調查保存技術。
聯合國正式諮詢組織IDEA International願意主持推動---
另一與會貴賓IDEA International的秘書長Anwei Law女士聽到西村先生的發言後，馬上公開表示推動漢生病聚落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是他們長年以來的工作目標，IDEA願意趁此盛會接下推動全球漢生病院；尤其是地主臺灣樂生院，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現場觀眾莫不為之振奮，但隨即想到樂生院受到臺灣政府忽略，並未受到妥善保護，轉而向現場文建會與衛生署的官員詢問是否願意配合國際推動樂生院申遺？
與會所有貴賓將在今日（2009年3月7日）下午5點簽署正式國際宣言，當中除了宣告全世界漢生病友都應享有老年安養權利與居住權利之外，並特別聲援臺灣樂生院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亦向臺灣政府再次呼籲：保障樂生人權，國際將共同監督。
